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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拿起手机，打开短信。联系人列表里，有一个号码他存了快二十年。

    安德烈亚斯·伯格曼。

    伯格曼还活着。七十四岁，退休后在慕尼黑郊外租了一间带花园的小房子，养猫，种花，偶尔给电视台当嘉宾。他的声音比以前慢得多，但脑子没慢。韦伯每隔几周给他打个电话，聊几句，每次挂电话前伯格曼都说同一句话：“膝盖还疼吗？”韦伯说“还行”，伯格曼说“那就好”，然后挂断。

    韦伯打了四个字：“教练，我刚才看到一个梦。”

    发送。

    凌晨一点十一分。他不指望回复。伯格曼这个点早睡了。

    手机放在枕头边，他闭上眼睛。膝盖还在隐隐作痛，困意终于慢慢涌上来。

    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手机震了一下。

    他摸过来，眯着眼看屏幕。

    “你也是梦。”

    发送时间：凌晨一点四十六分。

    韦伯盯着这四个字，看了很久。他没有回复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他以为自己会忘记，但那四个字像刻在脑子里一样清晰。他刷牙的时候在想，吃早饭的时候在想，走在去工坊的路上也在想。

    “你也是梦。”

    什么意思？是说韦伯的存在本身就像一个梦？还是说伯格曼也在某个夜里梦见过另一个世界的韦伯？还是说——伯格曼只是半夜被吵醒，迷迷糊糊打了四个字，自己都不知道打了什么？

    韦伯推开工坊的铁门，决定不想了。

    西红柿地的架子昨天被风吹歪了几根，他先去扶正，然后开始摆标志盘。八点钟，孩子们陆陆续续来了。第一个到的是一个小男孩，七岁，头发乱糟糟的，鞋带系了个死结。

    韦伯蹲下来，帮他解鞋带。

    “韦伯叔叔，你昨天晚上没睡好吗？你的眼睛好红。”

    韦伯愣了一下。他摸了摸自己的眼眶，是有点肿。

    “做了一个梦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“好梦还是坏梦？”

    韦伯想了想。那个平行世界的自己捧着欧冠奖杯，笑得像个傻子。而真实世界的自己，此刻蹲在波鸿一个破旧的训练场上，帮一个小男孩解鞋带。

    “好梦。”他说。

    他把鞋带重新系好，站起来，拿起一个球放在点球点上。

    “来，今天练右下角。”

    男孩踢了。球滚向球门，右偏了一点，撞在立柱上弹了出来。

    韦伯没有纠正他的动作。他只是走过去，把球捡回来，放回点球点。

    “再来。”

    男孩又踢了一次。这次进了，右下角，贴立柱。

    韦伯点了点头。

    “你看，不用做梦。这个球，就是你的。”

    他站在场边，看着孩子们踢球。秋天的阳光很薄，照在脸上不暖和，但也不冷。他拿出手机，又看了一遍那条短信。

    “你也是梦。”

    他忽然笑了。

    也许伯格曼的意思是：在那个平行世界里，韦伯是伯格曼的梦。而在这个世界里，伯格曼是韦伯的梦。两个人互相梦了对方一辈子，梦着梦着，就都老了。

    他把手机揣进口袋，没有再回复。

    傍晚，他给伯格曼打了个电话。响了三声，接了。

    “教练。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

    “膝盖还行。”

    “嗯。”

    “你昨天晚上……算了，没什么。”

    伯格曼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然后他慢悠悠地说了一句：“右下角。”

    韦伯愣了一下：“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你昨晚短信说的那个梦。我在那个梦里，你也是踢右下角。”

    韦伯握着手机，站在工坊门口，看着天边的云被落日烧成橘红色。喉咙有点紧，但没有哭。

    “那你在那个梦里，教我传球了吗？”他问。

    伯格曼好像笑了一下。声音很轻，像风吹过旧报纸。

    “教了。你没学会。”

    韦伯也笑了。

    “那哪个梦是真的？”

    伯格曼又沉默了。这次很久。

    “都是真的。”他说。“梦也是真的。”

    挂断电话后，韦伯在台阶上坐了一会儿。孩子们都走了，工坊安静下来，只有西红柿地里的自动喷灌在呲呲响。他把那条短信又看了一遍，然后关掉手机，站起来，锁门。

    回家的路上，他路过那家从小熟悉的面包店，已经关门了。橱窗里摆着明天要卖的面包，玻璃上映着他的影子。四十七岁，灰头发，有点驼背，穿着沾了泥的训练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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