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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说着，操场那头一阵骚动——课间追逐的孩子摔了一个，膝盖磕在水泥边上，血一下子渗出来。孩子坐在地上，疼得直抽气，围了一圈手足无措的小脑袋。
张清澜三步并两步过去，蹲下身。
“让老师看看。”她的声音不大，但奇异地稳，“不碰伤口啊，我先看看。骨头能动吗？动一下脚趾给我看看——好，骨头没事，就是皮破了，皮破了会流血，流血说明你的身体在保护自己。”
她一边说着，一边打开刚捐的保健箱，消毒、清创、上药、贴纱布，动作行云流水。围观的孩子大气不敢出，直到她贴好最后一条纱布，抬起头来：“好了。三天别沾水，纱布明天找校医换。去上课吧，小勇士。”
摔了跤的小男孩本来憋着的眼泪，愣是被一句“小勇士”憋了回去，一瘸一拐地走了，走得雄赳赳气昂昂。
“张老师，”旁边的校医看得目瞪口呆，“您这手法……”
“临床上练的。”张清澜合上箱子，“五年。”
这一幕后来在正片里只有二十秒，却被医学生群体疯转，配的文案是：“看看人家这医患沟通——先报病情，再讲原理，最后给情绪价值，全程蹲着，视线和孩子平齐。”
发完语音，她一抬头，发现校长正看着她，眼圈有点红。
“张老师，”校长搓着手，“您是……医生？”
“以前是。”张清澜把箱子盖好，“现在是做药的。”
“做药的好，做药的好。”校长只会重复这一句。
不远处，易钧泠站在图书室门口，看着这边。桑夏凑到她旁边：“姐，你老婆好帅。”
“她一直这么优秀。”易钧泠说。
语气稀松平常，像在说“今天天气不错”。桑夏却莫名起了一身鸡皮疙瘩——后来她在采访里说，那是她听过的、最凡尔赛又最真心的一句话：“不是炫耀，是陈述。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一样，是陈述事实。”
三
下午的课，从一年级排到六年级，操场、教室、山坡，到处都是课堂。
纪燃的音乐课在操场上。她没带伴奏，就让一百多个孩子围成圈，她站中间，先唱一句，孩子们跟一句。唱的是一首佤族民歌改的童谣，调子一起，满山都是童声。唱到高兴处，纪燃脱了外套带着孩子们跳，一头红卷发在太阳底下飞扬。晏疏桐坐在旗杆下的阴影里看，手里帮纪燃拿着外套和水。
有人问她怎么不一起。
“我负责看。”晏疏桐说。
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：“她在人群里发光的时候，我要看着。”
晏疏桐的表演课在六年级的教室。
她没有教“表演”。她让孩子们做的事是：闭上眼睛，想一个人，想一件跟这个人有关的小事，然后睁开眼，讲给大家听。
教室里安静了很久。第一个举手的是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：“我想我奶奶。她做的苞谷饭最好吃。她去昆明带我小弟弟了，我一年见她两次。”
“讲得好。”晏疏桐说，“再说一句——她做的苞谷饭，和你妈妈做的，哪里不一样？”
小姑娘想了想：“我奶奶做的，锅巴是整块的，能揭下来，像月亮。”
“像月亮。”晏疏桐重复了一遍，转头对跟拍的摄像师说，“听见没有，这就是表演。表演不是装，是记住。记住锅巴像月亮的人，就能演好一个想奶奶的孩子。”
那天下午，六年级的教室里，“像月亮”的句子越来越多：爸爸的背影像山，老师的粉笔灰像雪，山里的雾像“天上漏下来的牛奶”。晏疏桐一句一句地听，一句一句地点头。下课的时候她说：“你们都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。”
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：“我教过燕城戏剧学院的学生。”
桑夏的游戏课变成了一场全校大乱斗。她教孩子们玩“老狼老狼几点了”，玩到第三轮，全校都疯了，笑声尖叫声惊飞了树上的鸟。白既明没参与，她扛着相机满场跑，后来在正片里，她拍的那些照片被做成了一组图集：跳起来的桑夏，跳起来的孩子，满操场的阳光。那组图集叫《发光体》，转发过了百万。
岑恪的材料科学启蒙课，果然出了状况。
四十页课件，讲到第八页“晶体的微观结构”，三年级的孩子们开始眼神涣散；讲到第十二页“位错与滑移”，第一排的小男孩脑袋一点一点，“咚”地磕在了课桌上。
岑恪停下，教室里一片诡异的安静。
“看来，”她推了推眼镜，面无表情，“我的课程设计超出了目标受众的认知负荷。”
“岑教授，”贺凛从教室后面走上来，拿过她手里的粉笔，“休息一下吧。接下来交给我。”
然后这位非诉一姐，用一根粉笔和四十分钟，给孩子们讲了一堂“法律是什么”——没有课件，没有术语，她从“两个小朋友抢一个苹果怎么办”讲起，讲到“规则”，讲到“公平”，讲到“为什么抢苹果不对，但饿肚子也应该有饭吃”。孩子们听得眼睛都不眨，举手举成了一片树林。
下课的时候，岑恪站在教室后面，认认真真地跟贺凛说：“你讲得比我好。”
“术业有专攻。”贺凛把粉笔头丢进粉笔盒，“你的晶体也比我好。”
“那不一样。”
“一样。”贺凛说，“回家把碗洗了就行。”
易钧泠的植物课在学校后山的小路上。
她带着二十多个四年级的孩子，一路走，一路认：这是云南松，这是野山茶，这是蕨，蕨的叶子背面有孢子囊群，是它们的“孩子”。她摘了一片叶子，让孩子们传着看；掐了一截草茎，教他们分辨哪是草本哪是木本。有个小女孩摘了一朵野花送给她，她接过来，别在了耳后。
“老师，”小女孩仰着头问，“你是什么老师呀？”
“生物老师。”
“生物是什么？”
“生物就是——”易钧泠蹲下来，指着路边一朵花、一只蚂蚁、一棵松树，“这些。所有活着的东西。”
“那老师研究蚂蚁吗？”
“老师研究人。”她说，“研究人的脑子里，那些会发光的念头。”
小女孩似懂非懂。易钧泠摸了摸她的头，站起来。
回操场的路上，孩子们一人捡了一样“宝贝”：一片叶子、一块石头、一根羽毛。易钧泠教他们把叶子夹在课本里压平：“过一个月，它就变成标本了。标本是什么？是时间留下来的信。”
“老师，你懂得好多。”
“老师读书读得多。”
“读书就能懂你这么多吗？”
“能。”她说，“书是最便宜的路。走不动的时候，就先读书。”
说完这句，走在队伍边上的摄像师看到，易钧泠的脚步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。
这个停顿不到一秒，正片里没有引起任何注意。直到很久以后，家乡站播出，才有考古老粉翻回来，在这一帧上刷满了弹幕——但那都是很后很后的话了。这一天的山路上，她只是带着二十几个孩子，踩着夕阳往操场走。
四点整，轮到张清澜了。
四
说是课，其实更像一场讲话。全校一百多个孩子，按班级坐在操场上，面前是一个两张课桌拼起来的台子，台子上放着一瓶水，一个话筒。
张清澜站上台子，没拿稿子。
山风把她的衣角吹起来。她看着底下那些小脸——黝黑的、干净的、眼睛一个比一个亮的——忽然就不紧张了。
“同学们好。”她说，“我叫张清澜。今天不讲课本，讲讲我自己。”
“我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从一个叫湘城的地方来。南边的一个小县城，比滇城还小。我家在镇上，爸爸妈妈在外面打工，我是跟着我外公外婆长大的。”
操场很安静。一百多双眼睛看着她。
“我外公是畜牧站的站长，就是给猪和牛看病的那种。我外婆开了一个农药店。我们家不富裕，小时候我的作业本，正面写满了写反面。但是——”她顿了顿，“我外婆常说一句话：‘我们澜澜的脑子，是全镇最好的脑子。’”
孩子们笑了。
“我上学的时候，学校很破，冬天窗户漏风，手冻得握不住笔。我的老师跟我说：张清澜，你唯一的出路，就是考试。考出去。”
“你们知道吗，那时候我最怕的不是考试。我最怕的，是放学的路上。”
操场更安静了。
“因为放学的路上，别的小孩有人接，我没有。过年的时候，别的小孩的爸爸妈妈回来了，我的爸爸妈妈，有时候回得来，有时候回不来。”她平静地讲着，像讲别人的故事，“后来我外婆生病了，很重的病。我那时候就想，我要当医生。我要当医生，把我外婆治好。”
“后来呢？”前排有个小女孩忍不住问。
“后来，”张清澜看着她，“我外婆没等到我当上医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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